法扶基金會每年拿公帑15億 替毒駕、詐欺

我就和盜用公司公款的人打過官司，他就是用法扶律師。

因為這個對造本身是有特殊身分的。

這就是身份政治所造成的荒謬。

不過，真正的問題不是「法扶是不是在保護罪犯」，

而是「這個制度的誘因結構，最終會把資源導向誰」。

任何一個以「保護弱勢」為名成立的機構，一旦制度化，

它的存續就不再取決於它是否真的改善了弱勢處境，

而是取決於它能不能持續證明「弱勢還在、還需要被保護」。

只要弱勢還在，他們就會有預算，就會持續運作下去。

這不是誰在說謊，是誘因本身逼出來的結果。

案量、預算、編制，三者互相支持，跟成立初衷脫鉤。

弱勢跟犯罪的關聯，統計上確實存在，但這條因果線很容易被偷換。

貧窮、教育資源不足、家庭功能缺損，這些變數跟犯罪率的相關性是真的，

可是「相關」不等於「這個人這次犯的罪應該被優先辯護」。

把統計層次的弱勢，直接套用到個案層次去正當化資源分配，

你永遠可以說「他之所以犯罪是因為弱勢」，

但你永遠沒辦法拿出一個會讓這套敘事失敗的反例，

因為敘事本身被設計成怎麼樣都對。

至於「他們」為什麼特別喜歡保護弱勢這個位置，理由很現實：

這是政治跟道德資本最便宜的取得方式。

保護一個具體的被害人，你要面對具體的、可能得罪人的加害者；

保護「弱勢」這個抽象範疇，你面對的是一個沒有組織、沒有遊說能力、

甚至彼此利益衝突的散裝群體。

受害者跟弱勢加害者往往互斥，但沒人會出來反駁你,因為反駁「保護弱勢」

在道德上的成本太高。

這是一個近乎零風險、報酬率卻很高的位置，大家搶著站。

甚至到後來誰說要保護弱勢，我就會不自主的去放大檢視這個人。

確定證據跟罪刑,資源不該無限上綱。

但這不是靠呼籲理性就能解決,得靠把成效跟預算掛鉤,

而且還要公開讓社會檢視。

讓這個機構的存續重新取決於它實際做了什麼,

而不是它宣稱在保護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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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都為別人，自己擺在最後面，來一次遠走高飛，再猶豫就別後悔。

擇期不如就今天，掰掰BlueMonday，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邊，再見呀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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